田序：怅望千秋有所思 ——为《淮阴侯列传考察报告》序 乙未晚秋，云天晴好，小院内的那株秋桂竟然二度飘香。仰望枝头，满满是鹅黄重蕊。且惊且喜中，心海泛起一丝无名的感喟。 就在这个上午，菜九段先生将《淮阴侯列传考察报告》发我，并嘱为序。 即便排除了私人情谊的干扰，阅读菜九段的史论文字，仍然每每让我感受那种大白大雅的酣畅。当年，阅读他的《重审韩信罪案》是如此，而今，阅读他的《淮阴侯列传考察报告》还是如此。 文如其人，学如其人，这都是无法掩饰的文采风流吧。 在中国，在当代，治“汉史”者比比，而关注于秦汉之交或汉初这一时段的人文脉络、且多有发现、发明者，则无过于菜九段先生。相信许多汉史发烧友通过网络、通过纸媒已经对他的犀利文风、畅达表述、洞明见解有所认识了。 《重审韩信罪案》一文，长达五万字；《淮阴侯列传考察报告》则近二十万言。以这样的长篇大论多角度、多层面地剖析韩信其人、其事而有纵横捭阖之态，相信非殚思竭虑、痴痴于此，定然完不成如此的建构。 回首前路，菜九段说得很简单，即其《重审韩信罪案》及《淮阴侯列传考察报告》都是“为了还刘邦一个公道而作”。开始，菜九段的义愤是“不知从何时起，丑化矮化刘邦成为一种时尚”，质疑这一“时尚”，故作《秦楚纲鉴》而打理刘邦时代的全部历史资料，进而“有了针对那个时尚的反动之作《汉高祖招谁惹谁了》”，复鉴于“《汉高祖招谁惹谁了》一文没有直面刘邦的杀功臣问题”，“为了替刘邦正名，必然要触及韩信之死”，于是有了《重审韩信罪案》。而“写作《重审韩信罪案》之时发现，即使是韩信的最终结局，也必须回到整个楚汉战争的过程中去寻找答案，必须梳理韩信的整个军旅生涯，不如此则不可能有所谓的正解”。“梳理”的结果，是“发现韩信史迹中的不实部分比预想的还要多”，“于是自然萌生出将韩信的整个历史做个总体清理的念头”。这“总体清理”的结晶便是《淮阴侯列传考察报告》。 此即“学术交底”，相信是实话实说。 而由此触发的反诘也不可避免：为了“还刘邦一个公道”，难道就可以还韩信一个“不公道”吗？既然“韩信史迹中的不实部分比预想的还要多”，难道刘邦史迹中的不实部分就不存在吗？ 在此，先替部分读者提出反诘，相信都在菜九段的预料之中，自然也都在我的思虑之中。 “考察”《列传》而成“报告”，给人以“流行公文”的印象。其实，在“报告”的名义下，菜九段进行的却是对司马迁《史记》中有关韩信原始文案的质疑及推求；连带的效应则是作为读史者深信不疑的“战神”与“功臣”的韩信，其所固有的光环正在渐次褪去，而一个近乎实际的“历史韩信”正在脱却迷雾或迷信，显现本真。 因为不存在“翻案”，不存在“正名”，只是廓清了若干的附加或粘连，所以，韩信还是韩信，刘邦还是刘邦。功其功，过其过，灰飞烟灭之后，留下的汉简文字才近乎其真。 记得每一次的金陵把臂，彭城聚首，新茶润心，清酒畅怀，话题几乎都绕不开对秦楚之交的关注及对刘邦一干人等的评析。 相比于菜九段的热切，我的超然总是夹杂着冷漠。偶尔触及“还刘邦一个公道”的话题，我的自由主义便蠢蠢欲动：有人想丑化或矮化刘邦，且让他们去丑化、矮化吧！正像容忍某些人丑化或矮化孔子那样。哓哓如李宗吾辈，不过一狂人。至于荣登高端讲坛的教授群体，不过一帮演员。无须百年，嚣嚣之声寂然，刘邦定然还是刘邦，亦如孔子定然还是孔子。“尔曹身与名俱灭，不废江河万古流”，此岂虚言？ 市井百姓或不治历史者勿论。凡治国史、汉史而又轻言刘邦者，要么是没有通读《史记》及《汉书》，要么是没有读懂《史记》及《汉书》，要么是连司马迁、班彪、班固们对刘邦的基本评价都没有理解。其心昏昏，其言滔滔，可以惑世而不能醒智亦明。言之无理，其行不远，我等又去操哪门子心呢？ 终究眼里揉不得沙子啊，菜九段还是坚持了他的热切与认真，要将汉高祖刘邦的那些事儿理论清楚，进而还历史一个真相、还刘邦一个公道、还学术一个冷静、还自己一个安心。自然，数易寒暑而对刘邦事迹、韩信事迹的梳理工作也就不可阻遏了。 作为历史研究者，我知道菜九段的文化清醒体现于如下两个方面： 其一，在事实的考辨上，他坚持祖述《史记》正轨而又明晰其百密一疏之处，所以他对刘邦、韩信历史功过的再梳理，其大势均在《史记》故事的框架之内，而又能补《史记》之遗、救《史记》之偏，有递进一步、放大一倍的突显作用。 其二，在情理的探寻上，他顺应班、马思路而又不拘定谳，力求别开生面，因而对刘邦的认知有“升华气象”，对韩信的认知有“反思特征”。二人看起来似乎有一升一降之异，其实都是基于向历史真相靠拢而得出的中平结论。 “还刘邦一个公道”固已实现，“还韩信一个公道”也同步实现了——谁能说从“放大”及“哄抬”的“神化”中走出与从“缩小”及“贬斥”的“丑化”中走出，不是同一种回归呢？ 事实也是如此。在排列事件、考论人物时，菜九段总是划界而论，禁绝先入为主意识的干扰，禁绝兴一家、灭一家的选边站队。所以，他的“刘邦论”和“韩信论”基本上是各帐各算。“还公道”都“还公道”，“证真伪”都“证真伪”，因而对刘邦、韩信而言，菜九段的文字并不具备“翻案”的、“正名”的支撑作用。 读菜九段文案，进而想到刘知几的史学观。刘知几对《史记》，也是大信而小疑。其《史通》“暗惑”一节就专挑《史记》中“得自委巷，曾无先觉”的数条“流言”加以“驳难”，并指出以“文”入“史”的危害：“真伪混淆，是非参错”。菜九段“重审”韩信罪案、“考察”《淮阴侯列传》用的正是刘知几的路数。刘氏叹息：“夫人识有通塞，神有晦明，毁誉以之不同，爱憎由其各异。盖三王之受谤也，值鲁连而获申；五霸之擅名也，逢孔宣而见诋。斯则物有恒准，而鉴无定识，欲求铨核得中，其唯千载一遇乎！况史传为文，渊浩广博，学者苟不能探赜索隐，致远钩深，乌足以辩其利害，明其善恶。” “探赜索隐，致远钩深”这八个字，菜九段是做到了。谁如果不服气，就耐着性子读一读这《淮阴侯列传考察报告》。 因为该“报告”考察的是《史记•淮阴侯列传》，所以菜九段的话语对象自是司马迁无疑。隔了两千多年的古今对话，一定呈现着现代思辨与古代思维的碰撞。 因为《史记•淮阴侯列传》的传主是韩信，所以“考察”的结果，一定会让韩信的形象更为真实、更为丰满。自然，她又会让韩信形象因剥离了诸多的传奇性功业、弱化了诸多的神异性光环而走下神坛。 因为《淮阴侯列传考察报告》自始至终充满反思、求证、质疑和探索，所以思想的历程又必然是苦难的历程，故而写作的艰深，不一定能置换来阅读的欢欣。更何况，悠远的历史思虑原本就与时代功利有脱节之嫌、质疑成说原本就与庶民从众心态成对立之势呢！ 完成《史通》，刘知几曾经自认：“盖谈经者恶闻服、杜之嗤，论史者憎言班、马之失。而此书多讥往哲，喜述前非。获罪于时，固其宜矣。”比较于刘知几，菜九段对《淮阴侯列传考察报告》可能引发的反弹，必已有前瞻之知。 汉代的历史已经消逝，汉代的冠带已经远去。绝尘而去的刘邦或韩信，不会再回首。因而，所有的刘邦评价、韩信评价都不会招致当事人的首肯或驳诘。 多事的、有反响的还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闲人。菜九段的文字，因为历史的针对性可以作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的辅助读本阅读，又因为思维的独立性也可以作心灵独白阅读。不论如何，她注定都不是当代文化闲人们的菜。 中国人治学，向无空间划分。所谓“朝”与“野”，那是对做官人而言的。老子悟道，孔子传经，哪里需要顶级规格的百家讲坛？惟身不足而厚其履，学不富而彰其爵，官方学者遂哓哓于九州。其实，学术乃心术，心术乃命术，何曾与粉墨冠带相关？ 菜九段是体制外的汉史学者。用他的话说，即“客串历史研究”。 “客串”的空间其实是体制系统无力鲸吞天下的无奈预留。因为任何自上而下统一口径的整肃都不能禁绝风吹草动，更不能压制山呼海啸、电闪雷鸣，所以，小空间夸空调，大空间任风雨，林间的鹰隼总比笼中的鸟雀多得很，海里的鲸鲨总比网里的鱼虾大得很啊！ 体制外的自由选项与独立思考，成全了菜九段——当然，早年中医读研的务本训练、医书古文的句读推敲，历史典籍的编辑审定，已经提前为他的汉史探微奠定了理性基础。 人从历史来，所以人人皆有历史情怀。历史情怀不是一步三回头，不是固恋陈旧，那是对我们先人、民族、国家源头文化的怀念，是对这一文化所蕴含的“真”的追求、“理”的服膺及“情”的珍惜，惟能承认昨天，故能善待今天…… 谁丧失了历史情怀，不是粗心大意，就是被人洗了脑。历史虚无主义其实是人心、人智的残缺。 无奈或可悲的是，尽管有了历史科学，但科学的律条仍然无法禁绝“污史”、“谀史”等“伪史”的泛滥。所以即便有了“读史让人明智”的哲言及 “以史为鉴，可以知兴替”的古语，但并不能保证所有的史书都具备正向的价值。 在这样背景下，翻阅菜九段的《淮阴侯列传考察报告》可不要以历史旧案视之。《淮阴侯列传考察报告》的阅读价值除还原历史真相、历史真理、历史真情并彰显刘邦的本真、韩信的本真之外，她的弦外警示作用就是揭示严肃的史书是如何因规避、因忌讳及因种种先验的设定而失去其真实性的；换言之，其今世价值即在洞穿作为“正史”的历史文案是如何在“正”的名头下盗运瞒哄与欺骗、进而诱导盲从、催眠思考的。历史本来不容忍虚头巴脑，但虚头巴脑进入了历史，以假作真，浸淫日久，在此类官方史书的培育下，国人便渐次地适应欺骗、习惯作伪、进而参与到粉饰太平的全民工程。在被有意无意而“戏说”了的历史面前，《淮阴侯列传考察报告》怅望千秋，招魂逝水，津津于历史真实，仅此，即有功于世道人心啊。 田秉锷 2015/11/28于彭城
